杨埙问道：“这个人不会是我吧？”
源西河道：“当然不是，我认得杨匠官的脸。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尖刀，吓得傻了，转身就跑。一路疯跑，直到进了衍圣公府才停下，中间连头都没回过。倒叫朱指挥见笑了，我真的是吓坏了，连昨日跟教坊司琼娘的约会也错过了。”
朱骥道：“源公子既没有看清对方面孔，如何能肯定跟蒋鸣军一案有关？”
源西河道：“我不知道。后来琼娘寻上门来，说蒋骨扇铺出了命案，我感到跟我看到的情形有关。今日听说锦衣卫开堂审问蒋鸣军一案，我觉得我应该来说出真相。”
朱骥道：“源公子能肯定那辆马车就停在蒋骨扇铺后院吗？”
源西河道：“嗯，这个……我其实不知道蒋骨扇铺具体在什么地方，得到了后巷实地，才能确定位置。我这就带朱指挥去看，只要我指明的位置就是蒋骨扇铺后院，不就可以证明杨匠官是遭人陷害吗？”
杨埙奇道：“我跟源公子仅有一面之缘，你如何能肯定我不是杀人凶手？”
源西河道：“杨匠官有一双妙手，我不相信你会用这双手杀人。”
杨埙道：“呀，想不到源公子竟是我杨埙的知己，足慰平生。”
朱骥命人将杨埙带下监禁，走下堂来，向源西河实话告道：“杨埙已经招承杀人罪名，此案算是结案了。”
源西河不知杨埙是在刑罚威胁下被逼服罪，不明究竟，问道：“那么我看到的又是怎么回事，不是也算是案子的疑点吗？”
朱骥道：“前一阵瓦剌大举进犯，京师豪侠盗贼趁机横行，迄今未能全部擒获。也许源公子看到的是另一起绑架案。我会立即派人去那一带巡查的，有需要的话，再请源公子来作证。”
源西河沉吟片刻，点头道：“也好。”又问道：“可否让我见一下杨匠官？”
朱骥为难地道：“杨埙已是待决死囚，按律是不能探视的。”
源西河道：“当日我在孙国丈府上遇到朱指挥和杨匠官，看起来你二位交情颇好。朱指挥相信杨匠官会杀人吗？”
朱骥道：“这里是大堂，只讲证据，不讲人情。”
源西河这才无话可说，遂拱手去了。
朱骥便命书吏填写蒋鸣军一案相关文书，建议判处杨埙斩首示众，秋后问斩[6]，再送去兵部，交给尚书于谦。
为这个案子忙了整整一天，朱骥也有些累了，正靠在便厅椅子上略事休息，忽听报吴珊瑚求见，很是惊异，亲自迎出来，道：“珊瑚，我一直说去你家看你，结果一忙就给耽搁下来了。”
吴珊瑚冷冷道：“朱指挥是大忙人，这几个月常常忙得连自己家都不回，哪里还想得起登我们吴家的门？”
朱骥有些怕她，不敢接话，只好问道：“你来官署找我，可是有什么事？”
吴珊瑚道：“今日是我生日。”朱骥道：“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了。”
吴珊瑚道：“家里人为了让我开心，今晚要办一场宴会，左右邻居都请了，就差你朱指挥。我跟家人说你是大忙人……”
朱骥忙道：“不，不，我今晚一定登门为你贺寿。”
吴珊瑚道：“爱来不来吧。”一如小时候一道玩耍时的语气。
朱骥又想起少时的情谊来，忙道：“一定会来的。珊瑚，你坐坐再走。”
吴珊瑚道：“我不想坐。”嘴里这般说，脚下却是不动。
朱骥便搬过来一把椅子，吴珊瑚也顺势坐下了。朱骥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来，诚恳地道：“珊瑚，我知道你从小对我好，可我父母过世得早，家舅又不争气，败光了家产，连祖传的房子都赔上了。你是公侯之后，我自知配不上吴家，所以才疏远了你。后来只是机缘巧合，才会遇到于少保，他老人家不嫌弃……”
吴珊瑚登时拉下了脸，怒道：“你以为我是因为你娶了于尚书的女儿才生气的吗？”
朱骥愕然道：“难道不是吗？”
吴珊瑚道：“当然不是。璚英人那么好，温柔善良，又出身名门，堪可配你。我生气是因为你跟那蒋琼琼……”一时说不下去，起身道：“我该走了，还有人在外面等我呢。”
朱骥不敢多问，也不敢再接话，只好闷闷送将出来。
国子监监生丘濬正等在门口，见吴珊瑚、朱骥同时出来。忙迎上来招呼，又问道：“今晚珊瑚寿宴，朱兄会来吗？”
吴珊瑚道：“他爱来不来。我们走。”拂袖而去。
丘濬只得朝朱骥拱拱手，转身去追吴珊瑚。
朱骥目送二人走远，见吴珊瑚侧过头与丘濬交谈，又露出少见的笑容来。不知为什么，心中也莫名其妙地感到欢喜。他知道丘濬新近丧妻，大概与失去至亲的吴珊瑚同病相怜，才会因此走近，互相有个抚慰。
刚要回返官署，蒯玉珠匆匆奔了过来，问道：“当真是杨埙杀了蒋鸣军吗？”朱骥道：“他已经招供，还有什么可说的？”
蒯玉珠很是失望，叹道：“苏娘这下可要伤心欲绝了。”
朱骥心念一动，问道：“蒋苏台怎么看她兄长之死？”蒯玉珠道：“她只是哭个不停，能怎么看？”
朱骥迟疑道：“那个……”本想问丘濬与吴珊瑚之事，又觉得不好意思，便改口道：“今晚珊瑚寿宴，珠娘会去吗？”
蒯玉珠白了他一眼，道：“当然要去。我又没做对不起珊瑚的事。”
朱骥道：“我也没……”不敢说完，顿了顿，终于鼓足勇气道：“刚才珊瑚来过，说她这些年生我的气不是因为我娶了璚英。”
蒯玉珠愕然道：“你竟然不知道？”朱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以为……”
蒯玉珠道：“当年你跟那蒋琼琼难道不是真的……”
朱骥忙道：“我只是送琼娘回去，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丽春院名妓。”
蒯玉珠道：“就算你不认识她，那样的绝色美人站在你面前，你想也该想到了。”
朱骥道：“我那时才十几岁，能懂什么事？”
蒯玉珠道：“算了，我懒得理你。我要见杨埙。”
她与朱骥自小一起长大，这几年对他态度蛮横，当然是因为他有负吴珊瑚，但三人情分不减，满以为自己开口，对方一定会答应，不料朱骥干脆地拒绝道：“不行。”
蒯玉珠很是惊愕，道：“为什么不行？我跟杨埙虽不是亲眷，却是苏州同乡。”
朱骥大手一挥，道：“这是规矩。”不再理睬蒯氏，转身进去官署。
蒯玉珠气得直跳脚，道：“亏我从小就帮你在珊瑚面前说好话，而今你当了锦衣卫指挥，了不起了？”
回来便厅，朱骥又处理了几起公文，见天色不早，便先回岳父家，告知妻子晚上要去吴家做客。
于璚英道：“你们那么多年的邻居，应该的。珊瑚刚刚失去伯父和父兄，夫君要好好劝慰她。”
朱骥问道：“我总不能空手而去，该给珊瑚带什么礼物呢？”
于璚英沉吟道：“女孩子无非喜欢服饰、玩意儿之类的。珊瑚虽是蒙古人，却不改女孩儿家本性。但她不爱金银珠玉之类，我从来没见她戴过。这样，夫君不妨到蒋骨扇铺买把扇子，我看珊瑚手中常常更换不同的扇子，应该对扇子是情有独钟的。”
朱骥不好提蒋骨扇铺出了命案一事，只应道：“那好，我出去寻寻看看。”
朱骥换上便服出来时，天色已然黑定，正好遇到内兄于康。于康问道：“听说杨匠官杀了人，可是真有其事？”
朱骥略微点点头。于康本颇为关切，然见妹夫神色，似不愿多提，便不再多问。
朱骥简单告知了行踪，道：“今晚我去完吴家，就直接歇宿在自己家了，不必再给我留门。”
于康笑道：“妹夫就这样空着手去给吴小娘子拜寿吗？”
朱骥也甚觉头疼，道：“我还没想到要给珊瑚买什么。”
于康道：“就算想到，这会子怕是也来不及了。我这里有两盒新买的各色糖果点心，本来是买给家里人吃零嘴的，妹夫既有急用，不妨先拿了去。”
朱骥也没有别的办法，便随于康取了点心，尚未走出大门，忽有校尉进来禀报道：“朱指挥，有人敲了登闻鼓为杨埙诉冤。”
朱骥大吃一惊道：“什么？是谁敲了登闻鼓？”
校尉道：“说起来，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一个人。”
朱骥道：“到底是谁？”校尉道：“是孙太后的父亲孙忠孙国丈。”
朱骥大为意外，微一沉吟，即将手里的点心盒子交给于康，道：“我得立即赶回锦衣卫官署，可否烦请兄长派人将这件礼物送去吴府？”
于康道：“妹夫放心去吧，我一定办妥这件事。”
朱骥抬脚便走，校尉提醒道：“朱指挥，你还穿着便服呢。”
朱骥道：“来不及了，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敲挝登闻鼓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尧舜之时，便已经有“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周朝时，悬鼓于路门[7]之外，称“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百姓有击鼓申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周王，不得延误。这“路鼓”就是后来“登闻鼓”的雏形。
到了晋代，晋武帝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的“登闻鼓”直诉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这种制度弥补了绝对禁止越诉的不足，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冤情上达。而皇帝亦往往能认真处理，如“西平人麴路伐登闻鼓，言多袄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之不问”。
晋代以后，历朝都设有登闻鼓。北魏时，“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表其奏”。隋朝“敕四方辞讼……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唐代规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
宋代专设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前者隶属于司谏、正言，后者隶属于谏议大夫，两院均由宦官掌管，受理吏民申诉之状，也因此发生了不少故事。
北宋立国之初，京师开封市井间有个名叫牟晖的人走失了一头猪。因猪是自己走失的，并非失窃，到开封府报案时，官府不予受理。牟晖投诉无门，气急败坏的他跑到登闻鼓院敲响了大鼓。于是，丢猪一事立即被紧急上报到御案前。宋太祖赵匡胤不怒反喜，特意给宰相赵普下手诏道：“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的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猪最后没有找到，赵匡胤诏令赐给牟晖一千钱，以补偿他的损失。
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南下，直抵开封城下。宋钦宗为讨好金人，罢了力主抗金的尚书右丞、东京留守李纲之职，并割三镇予金人。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义愤填膺，以太学诸生陈东等为首的数万人伏阙上书，要求复用李纲，并登阶击登闻鼓，喧呼动地，迫使宋钦宗复了李纲之职。
元、明两朝均沿袭旧制，专门设有鼓院，以受理四方吏民之诉为要务。由于登闻鼓是古代有冤屈者最有效的直诉渠道，因而使用者颇多。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龙江[8]某卫吏因母亲去世请求辞官回乡祭母。吏部尚书詹徽不同意。吏部掌管天下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既然最高长官否决卫吏的请求，照理他再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继续干下去。但这个卫吏决心很大，跑到南京午门外敲响了登闻鼓。于是这件辞职不成的小事被明太祖朱元璋知道了。朱元璋认为龙江卫吏是为了尽孝才辞官，应该予以批准，并严厉批评了吏部尚书詹徽。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桃源[9]人氏苏彬因县多荒田，而苛捐杂税极重，县民难以存活，遂上疏朝廷，请求蠲免，奏疏不达。苏彬遂亲赴南京，到午门击打登闻鼓后，自缢于鼓下。为民请命，终以身殉。官员从其怀中寻找了再次请求减免赋税的奏疏，明太祖朱元璋看后很是感动，下诏免桃源县赋粮万石，并户口为里。
宣德年间，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告为盗，判为斩刑。家人拼死擂登闻鼓诉冤。宣宗皇帝朱瞻基下令复审，果然发现冤情，九条人命由此得救于刀下。
由于明朝法律允许死囚家属在行刑之前击打登闻鼓诉冤，监管登闻鼓的给事中将情况上报皇帝后，往往有因此暂停行刑者，死囚便能死里逃生。有一些精明有心的死囚为了侥幸求活，便让家人在行刑时到午门敲打登闻鼓。明宣宗时，监狱中有二十七名被判死刑的强奸盗窃犯教唆家属联合起来打登闻鼓诉冤。负责监管登闻鼓的官员林富不胜其烦，上报宣宗皇帝，称：“击鼓诉冤，烦渎不可宥。”明宣宗朱瞻基倒是为人开明，道：“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正因为敲打登闻鼓可以直达天听，通常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所以成为人们心中的希望，民间有一些诉讼、斗殴类小事，也往往去击鼓。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重臣以明英宗朱祁镇的名义颁布《禁妄击登闻鼓旨》[10]，规定：“登闻鼓专为申冤而设。凡军人等陈告户婚田土、斗殴、相争、军役等项事务，只许赴通政使司并当诙衙门告理，不许迳自击鼓。官员不许受状。系申诉冤枉并陈告机密重事方许受状入奏。”
此令严厉禁止官民因民事案件而击鼓。当然即便访民因小案敲击了登闻鼓，也不会受到惩处，只是掌鼓官员不会受理。明英宗诏令之后，登闻鼓绝少再响起，这当然不是因为民间没有冤案，而是大宦官王振干政后，为了粉饰太平，采取了一些人为手段禁止人们敲打登闻鼓——
有意上访者才刚刚走近登闻鼓，便已被守在附近的军士拦下，带到官署，随便捏造个罪名痛打一顿。这些上访者本是为亲人申冤而来，结果反而惹祸上身，平白挨了一顿棍棒，即便侥幸躲过牢狱之灾，也只能忍气吞声，哭诉无门。是以人们知道后，再无人敢轻易擂响登闻鼓。连朝中大臣都屈服于王振的淫威，又何况民间百姓呢？
赶去官署的途中，朱骥不禁心道：“之前人人畏惧王振，是以登闻鼓数年不响。若不是他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杀，孙忠以国丈身份去敲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嗯，他是太上皇的亲外公，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事。当日杨埙请他出面营救国子监李祭酒，也是因为他的身份足够与王振抗衡。然目下在位的是新皇帝，跟孙国丈并无血缘关系，是否还会在杨埙这件钦命要案上插手？”
他料想孙忠是从邻居衍圣公弟子源西河那里听闻了杨埙一案，然孙氏素来沉闷低调，英宗皇帝朱祁镇在位时，其为人所知者，也仅有营救国子监前祭酒李时勉一件事。目下换了朱祁钰做皇帝，此公却如何肯为非亲非故的杨埙出头？一时颇为费解。
校尉惴惴告道：“孙国丈早前曾到过锦衣卫，要求见杨埙一面。因为朱指挥下了严令，不准人入狱探视，小的们不敢违抗，所以没有同意。不想孙国丈一气之下便去擂了登闻鼓，结果事情闹大了。早知道，就该放孙国丈进去的。”
朱骥摇头道：“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只是遵命行事。”
朱骥人到达锦衣卫官署时，明景帝朱祁钰特使司礼监大宦官金英已陪着孙忠等在那里。
金英端着架子道：“皇上已知悉孙国丈为杨埙击鼓鸣冤一事，很是重视，命锦衣卫重新彻查此案，务必以真相大白天下。”硬邦邦甩下一句，便自行回宫去了。
朱骥请孙忠坐下，如实告道：“今日开堂审案，有众多证人、证据，无不指认杨埙杀人，杨埙亦当堂负罪，签字画押。这里有卷宗抄件，孙国丈尽可过目。”
孙忠却将卷宗推开，摇头道：“我不看这个，我只想见见杨埙。”
朱骥见对方意志坚决，料想不让他入狱探视，他势必继续闹个天翻地覆，只得亲自引孙忠入来诏狱。又道：“孙国丈探视囚犯时，我人须得在场。”
孙忠闻言愈发不满，道：“怎么，朱指挥怕杨埙暗中告知我真相？这倒像是欲盖弥彰了。”然朱骥不肯走开，他也无可奈何。
杨埙被囚禁在死牢之中，模样甚是凄惨。他臀部受过杖刑，无法坐立，偏偏又按惯例钉了大枷，只能僵着身子，侧卧在地上，移动一下都极为困难。
孙忠见状大为不平，愤愤道：“这分明是刑讯逼供过了。”上前扶杨埙起身，问道：“小杨，你说，是不是锦衣卫严刑拷打于你，你受逼不过，才承认了杀人罪名？”
杨埙长叹一声，道：“孙老，确实是我杀了人，我已经当堂签字画押了。”
孙忠道：“什么？不可能，决计不可能！我听源公子说，蒋骨扇铺后巷里发生过不寻常的事，他已如实上报，锦衣卫却不去核查，独独盯上了你。”也不顾朱骥在场，直言道：“分明是朱指挥新官上任，想尽快破案邀功。你不必怕他，我已经敲过登闻鼓，皇上知悉了这件案子，下旨务必查明真相。”